——与黄龙府相关的中原帝王们

中国的历史，实在只是帝王将相的历史。“人民，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。”但记录和描述历史的权力，却往往并不属于人民阶层。

在历史的长河中，“人或为鱼鳖”，但“或为鱼鳖”的，似乎只是那些所谓创造了历史的人民，而皇朝帝王，则如艨艟巨舰，浮游其上——似乎成了一种民族的缩影，一种国家的代表，一个时代的象征。

在几千年的中华历史中，一个王朝泪流满面地从巍巍宝座上滚了下来，又一个王朝狂笑着在血与火的交织中坐了上去；一个帝王黯然撒手，撇下了手中的权杖，无数个帝王和想成为帝王者，又举起了惨酷的刀剑……他们的身影充满了历史的空间，在每一个角落晃动着，似乎仍然那样鲜活；他们的足迹深深浅浅，纵横交错，密布在古老中华的版图。

我忽然发现，在这众多遗痕中，有几行脚迹从中原走来，仄仄斜斜、踉踉跄跄地印在黄龙府的土地上，模糊而又清晰，简单而又意味深长。

    一

我一直认为，从公元907年（朱梁开平元年）到公元960年（后周显德七年）的五代十国，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大分裂、大兴废、大混战的乱世时代，王朝更迭，强权分裂，山河萧条，民生凋蔽，实在是一个灾难深重、黑暗恐怖的世界。在制造这些灾难与黑暗的暴君独夫当中，后晋石敬瑭、石重贵叔侄则以各自开创了一个历史第一，而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——石敬瑭，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中原王朝向北方王朝垂首称臣称子的“儿皇帝”；石重贵则是第一个被北方王朝掳入黄龙府的“孙皇帝”。

石敬瑭（后晋高祖）是后唐李克用部下沙陀族将领臬捩鸡的儿子，用了中国古代帝王冒认名人旺族为祖宗的故技，自称春秋时“大义灭亲”的卫国大夫石碏是其远祖，改汉姓名石敬瑭。他是另一个沙陀族建立的中原王朝——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女婿和重臣，是当时负有抵御北方契丹重任的后唐河东节度使。

位高权重，往往是太平之世享受的资本，在乱世却大多是毁灭的根源。后唐明宗死后，石敬瑭野心膨胀，想夺取中原，自为皇帝。由于实力不足，便做出了向契丹称臣称子，乞求支持的决定。

公元936年（后唐废帝清泰三年）秋季，辽太宗耶律德光亲率3万骑兵，为石敬瑭解除晋阳之围，演出了一幕滑稽荒唐到“离谱儿”的傀儡登场闹剧：

晋阳城内，四十五岁的石敬瑭叩拜三十四岁的耶律德光，当众确认了二人的“父子”关系。父亲耶律德光宣诏册立石敬瑭为“大晋皇帝”，亲脱袍帽；儿子石敬瑭穿着父亲的契丹服装，祭天拜祖，宣告自己成为又一位中原王朝的帝王，并把原属中原的燕云十六州献给了父亲，每年输送岁币30万緍……（沈起纬《五代史话》……

笑骂且由他笑骂，皇帝我自做之。石某人的皇帝梦终于圆了，耶律德光牧马中原的愿望实现了，皆大欢喜。但历史却在这对父子的拥抱中，形成了新的格局：石敬瑭割让了燕云十六州给契丹，使中原王朝失去了包括长城在内的抵御北方王朝侵扰的有利地势。从此，北方游牧民族马蹄一动，便到黄河，再无障碍。这一影响持续了以后近三百年，它直接启迪了北方民族南下，扩大了中原与北方国家的不断冲突。尽管从客观上，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民族融合、文化演进，但毕竟加剧了中原民族人民的灾难。

只做了七年皇帝的石敬瑭万万不会料到：一时私欲的满足，竟然为他换来了“五代祸首”的千秋骂名，而且直接祸延子孙。

公元902年（后晋天福七年），比“父亲”耶律德光大十一岁的“儿皇帝”石敬瑭终于撒手人寰，遗言以自己的儿子重睿继位。但重睿不过四、五岁尚在冲龄，大臣议决，以石敬瑭哥哥石敬儒的儿子、齐王重贵继位——大好江山，竟被侄子夺去了！那一刻，石敬瑭在黄泉路上气愤难耐，大脑一片空白；石重贵在金殿宝座上手舞足蹈，忘乎所以——但正是从那一刻起，就注定了石氏家族左衽黄龙府的故事！

石重贵即位后，深知石敬瑭“称子称臣，割地输币”的做法为人所不齿，便确定了对契丹“称孙不称臣”的对策：称孙子没啥，是辈份亲属关系，有利于掌握权力；称臣是权力归属问题，宁称孙子装孙子，也不愿权力空间受到限制。

辽太宗耶律德光被激怒了，他无法不激怒，无论是作为爷爷还是皇帝——我是你父亲的老子，你如果不能比你老子更尊重我，便是数典忘祖，便是情感与伦常的背叛；你晋家是我一手扶起来的掌中之物，我可以不要孙子，但不能不要那片富庶的土地，更不能容许你对我权力的挑战！——他连续三年发动了三次攻晋战争。

与厉兵秣马，发誓灭晋的耶律德光相比，石重贵却过得轻松潇洒，特别是在两次打败了契丹进军之后，更加志得意满，骄奢淫逸：他娶了自己寡居的亲婶子冯氏（石敬瑭弟媳），立为皇后，结婚庆典时特意与冯氏举酒拜祭石敬瑭，对他长眠的叔叔说：“皇太后有令，先帝不与大庆”；他横征暴敛，大肆修建宫室楼阁，竟然下令说：“把各道的贡献都由银子换成金子，携带方便。”一时传为日后北迁的谶语；他任人唯亲，皇后冯氏的哥哥冯玉被任命为枢密使，“裙带所联，无不贵富”……（蔡东藩《五代史通俗演义》）

但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，另一只捕杀他的拳头已高高举起。

公元946年（后晋开运三年，辽会同九年），石敬瑭女婿杜重威也想仿效岳父大人，与契丹结谋，夺得晋室天下，遂被正在相持的耶律德光诱骗投降。叔侄两代，仅仅维持了十一年的后晋便寿终正寝了。石重贵被辽太宗封为负义侯，连同他的“婶子皇后”、“大舅子宰相”等等，由辽兵三百人看押，“徙黄龙府安置”，“后卒于黄龙府”（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）。

我不知道石敬瑭泉下有知会作何感想，但历史总是有着某种惊人的巧合：石敬瑭作为后唐的女婿，借力契丹，篡夺了后唐江山，后晋的江山也同样由他的女婿杜重威借助契丹而断送；石敬瑭向契丹称臣称子，他的子孙妻子，便真的于国亡后“认祖归宗”，终生羁囚于沙漠之中！这真是历史的玩笑与嘲弄！记得有一本书，记载了古人解读唐朝袁天罡、李淳风《推背图》里，隐喻石晋王朝故事的谶语诗道：

“宗亲散尽尚生疑”，隐喻斥责石重贵昏庸；“岂识河东赤帝儿！”借汉高祖故事隐喻后汉主刘知远；“顽石一朝俱烂尽”，是辽太宗与石敬瑭定盟语，隐喻石已烂尽，辽主灭晋；“后图惟有老榴皮”，借榴、刘谐音，隐喻代晋的王朝就是刘知远的后汉了。

这解释当然很牵强，但读史至此，却不能不让人感到：难道这真是历史的巧合？

烟云重重。只有石重贵亡国的足迹，确实清晰地印在了黄龙府的土地上。

    二

一个王朝消逝了，但它的阴魂却久久不散，深刻而幽远地影响着身后接踵不断的王朝统治。石晋王朝割让燕云十六州的愚蠢行为，终于在它灭亡之后的170年后，结出了另一个苦涩的果子：北宋徽钦二帝，继石重贵之后，再次成为与黄龙府对话的囚徒皇帝。

宋徽宗，名赵佶，生于公元1082年，宋神宗第十一子，哲宗之弟，北宋亡国的第一责任人。据《雪舟脞语》等野史中说：“或谓徽宗，乃南唐李后主后身”。“学术性情，大相仿佛。”在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、形形色色的帝王之中，我始终对他有别样的感觉：这位书、诗、画三栖明星，放到今天也绝对是国际艺术大师的聪明皇帝，怎么就成了亡国之君、异域之囚呢？这不禁引起我对宋王朝社会文化背景、统治心理以及赵佶个人的素质、性格和精神品质等文化人格层面的关注。

实际上，任何一种社会历史现象，都是它特定的文化性格发展所催生的社会形态。赵宋王朝的江山，是从五代后周的孤儿寡妇手中阴谋夺来的。因为害怕故事在本朝重新演绎，所以，统治理念中始终有着“陈桥兵变”的浓重心理投影。这种阴影的直接作用便是促使宋太祖“杯酒释兵权”，书写下了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的诗句，形成了“抑武尚文”的社会文化氛围。而在文化上，经过了晚唐和五代十国漂泊感伤的时代文化习染，公众渴望安定平和的社会文化心理日渐浓重，最终形成了一种静态的、守成的、维护者的性格。一幅长长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所反映的是都市经济的兴起、享乐生活的文化情调。到了哲宗时代，经过“熙宁变法”、“元祐党争”等政治事件的影响，国是日非，这种潜沉内敛的文化性格贯注于社会政治生活当中，终于暮气深重，呈现出“万马齐喑”的可悲局面。

徽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位的。我常常觉得，让赵佶做皇帝，既是宋王朝的不幸，更是他个人的不幸。

《宋史》记载，元符三年（公元1101年），哲宗去逝选立嗣皇时，宰相章惇对潜在龙邸的端王赵佶个人性格品质评价说“端王轻佻，不可君天下。”“轻佻”，现代字面的意思是言谈举止不庄重、不严肃，而在古汉语中，“轻”和“佻”要分开来解释，合起来意思近于：举止轻浮而无庄重气象，聪明外露而无深沉大智，耽于嬉乐而难负苦重。实际上，这是一种艺术味道很浓重的气质。

老奸巨猾的改革家章惇果然法眼如炬，没有看错人。赵大艺术家即位，三分钟治国热血以后，就把个人的性格发挥得淋漓尽致：

——他痴迷艺术，不仅攻花鸟山水，发展了独创的瘦金书，还亲自指导宫庭画家的绘画艺术，与画家们一起研究孔雀升墩是先举左脚还是右脚，月季花在不同时间内花蕊、叶子不同变化的表现，奠定了北宋院体花鸟画精细工整的艺术风格；

——他大起皇家园林，广搜天下奇石异草，珍禽异兽，亲自为园林景物作诗填词，有一次竟然为一棵树题诗，挂于树梢；

——他玩腻了宫中的斗鸡走马，声色百戏，三千佳丽，微服青楼与名妓李师师相恋，并把曾趴在他们幽会的床下，作词纪其事的大词家周邦彦提拔升官；

——他爱屋及乌，宠信书法家蔡京、超级球星高俅、驯马斗鸡专家太监童贯、奇石花草鉴赏家朱勔，委以军国大任……

北宋朝廷就这样把帝国中枢，变成了一个以赵佶为核心的艺术团体、文化娱乐场所、宗教活动之地。“朝欢暮乐，依稀剑阁孟蜀王，爱色贪杯，仿佛金陵陈后主”。赵艺术家和他的朋友们，潇洒地在日益沉重的军国大事中进行他们的艺术之旅、安乐之行，甚至用艺术思维开展他们的治国之举。

但是，政治固然是艺术，艺术却决不是政治。当一个人的主体意识与社会角色产生错位，一个政治家以艺术思维搞政治，一个艺术家以政治思维搞艺术的时候，悲剧就必然地降临了！老大帝国风雨飘摇，摇摇欲坠：“役民夫千万，汴梁直至苏杭，尾尾相含，人民劳苦，相枕而亡。加以岁岁灾蝗，年年饥馑，黄金一斤，易粟一斗，或削树皮而食者，或易子而飧者。宋江三十六人，哄州劫县；方腊一十三寇，放火杀人。天子全无忧问。”（《大宋宣和遗事》）

好一个“全无忧问”！皇帝已经变成了蝗虫！于是有了“海上之盟”，“张觉事件”；于是有了“草诏禅位”，“靖康之变”；于是有了“昏德公”，“重昏侯”——这一切对于中原汉民族是千年之耻，对于“变作乱离人，不如太平犬”的人们是切肤彻骨之痛。可徽宗皇帝本人及其皇族，却恍惚如在梦中，依然“痛并快乐着”。但历代喜欢文字游戏的人们，却早从徽宗的文化艺术活动中看出了谶语一般的端倪：

如徽宗《咏艮岳山桧树》诗：“拔翠琪树林，双桧植灵囿。上稍蟠木枝，下拂龙须茂。撑拿天半分，连虹卷两负。为栋复为梁，夹辅我皇构。”诗中所咏的桧，难道不是秦桧的桧吗？“天半分”、“虹两负”，难道不是宋分南北两宋的征兆，“两负”不是寓为秦桧难逃，宋金两辜负吗？诗的结尾，岂不是康王（宋高宗）的名讳吗？再如：徽宗《癸卯保和殿前荔枝园书赐王安中》：“保和殿下荔枝丹，文武衣冠被百蛮。思与廷臣同此味，红尘飞骑过燕山。”诗中的二、四句，不正是辱于北方民族，被迫北狩的预言吗？（清·李有棠《辽史纪事本末》）；另如：徽宗尝讽道箓院言：“‘朕乃上帝元子，在天为神霄玉清王长生大帝君，悯中华被金狄之教，恳请于上帝，下降人世为人主，令天下归于正道。’于是群臣与道箓院上章，册帝为教主道君。未几，女真起自夷狄，建号大金，荡覆中华，斯言若为之先兆也。”（明·张燧《千百年眼》）

尽管这或许是穿凿附会的无稽之谈。但毕竟北宋帝国断送在赵佶的手中，那些“善为尊者讳”的历史记录者，不愿也不敢深挖皇帝的罪恶，只好用宿命来自我安慰了——但这谶语预言之事，当是一种必然中的偶然，偶然中的必然。

公元1127年三月（金天会五年，南宋建炎元年），宋徽宗、钦宗，连同皇族皇室、大臣、干戾家属、宫女、各色工匠、民间艺人、妇女等14000余人，被押往北国，途中曾羁押于黄龙府，在此通过商人陈忠，得知了康王即位的消息（《宋史·王伦传》），后经祥州，在兀惹部（宾州）红石砬登船，沿松花江迁于金源内地。

我不知道，成千上万的囚徒队伍辗转跋涉在苍莽松漠、皑皑雪原上，会是怎样的景象；不知道那个商人是如何买通或避过卫兵，把大宋的消息传递给二帝，甚至也无意于探究二帝面对黄龙府上空高悬的辽塔之月，是否还在进行着艺术的审美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当皇帝变成了囚徒，当刀俎换位成鱼肉，他们的心灵必将永难释然，永无宁静。

金人对二帝的待遇委实不够宽容和大度，充满了一种暴发户的精神狭隘意味，体现出了落后对先进、野蛮对文明、贫困对富有、奴役对权力的嫉妒、仇视和报复——你不是“在天为神霄大帝”吗，那就请你“坐井观天”；你不是旒冠王袍，龙者气象吗，那就请你“袒衣牵羊，祭拜如仪”；你不是佳丽三千，享尽声色吗，那就把你的十几个妃子、女儿分给我们做侧室小妾；你不是锦衣玉食，吟风弄月吗，那就请你执鞭扶犁，自耕自食……

羞辱！不停地羞辱！直到把你羞辱成那只从《芙蓉锦鸡图》（徽宗画）里飞落到雪地觅食的掉毛锦鸡，瑟缩发抖；直到把你羞辱得腰肢瘦损，瘦成一笔黑瘦黑瘦的“瘦金书”；把你羞辱得寝食不安，愁如烟海，“和梦也从来不做”（徽宗词句）！

徽宗几乎绝望了，如同秋风中一片凋零的叶子，作着痛苦的精神挣扎——他在上吊自杀不成之后，终于抓住了一棵稻草——在某种时刻，艺术犹如一叶小舟，总会给你一种情感的入口和出口！据《北狩行录》《雪舟脞语》《东北流人史》等记载，徽宗在北狩期间，一共创作了一千三百多首诗词，也有一些画作，可惜这些艺术珍品，大都散佚了！——令人惊讶的是，据野史记载，这些诗稿，竟大多是被徽宗自己焚为灰烬了：

“杳杳神州路八千，宗祊隔绝几经年？衰残病渴岂能久，茹苦穷荒敢怨天？”

“彻夜西风撼破扉，萧条孤馆一灯微。家山回首三千里，目断天南无雁飞。”

公元1135年（金天会十三年，南宋绍兴五年），宋徽宗病逝于五国城。1142年，徽宗及二宫太后梓棺回到临安，安葬于永固陵。公元1285年（元忽必烈至元22年），元江南释教都总统杨琏真加擅挖宋皇陵、大臣陵一百多座，不料挖开徽宗墓时，发现棺内只有一根朽木（元·陶宗仪《南村辍耕录》、清·曹廷杰《二圣墓说》、日本·园田一龟《流配满洲的徽、钦二帝》）……

然而，这一切对徽宗来说，都已经不再重要了，因为，从他的灵魂即将飞升的那一刻起，他便实现了他的全部愿望，放下了他早已应该放下的一切，永远释然地研究他的艺术去了……

    三

人生际遇，往往无常，但对于有些人来说，从出生的那一天起，就已经别无选择，来到世间的一遭，只需要你走完那一段规定的路程，只需要演完那一幕早已编排好的戏剧——宋钦宗赵桓，就是这样的悲剧人物。

作为徽宗的嗣皇子，我总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。他担任储君时，安于其位，不涉朝政，也没有结交什么宠臣之类，只是安安稳稳地做他的皇太子，任他的父皇以艺术的名义败坏自家的江山。这实在是很智慧的韬晦之术。古往今来，直到现在，有多少预定的接班人由于心思急切，偶一错位，而牵动了脆弱的权力神经，招来大忌，丧失事机，甚至身家性命？看来他是深知“伴君如伴虎，天家无骨肉”的道理。

但是，无论多么聪明，他都在劫难逃——悲剧的大幕早已徐徐拉开，轻盈而又沉重，鲜丽而又炫目。

天会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（1125年），当金兵南下，直逼帝都、大厦将倾之际，徽宗这位国际艺术大师终于支撑不住，露出了他丰富细腻的花鸟画和峭拔坚劲的瘦金书掩盖下、患有“贫血病”和“软骨症”的本来面目，“草诏禅位”，金蝉脱壳，当他的“教主道君太上皇帝”去了，把风雨硝烟中飘摇欲坠的帝国江山，突然放到了一副26岁的年轻肩膀上，自己躲在一旁为自己的这一艺术手法而心里窃笑。

但钦宗却很镇定地扛过了这副重若泰山的担子。

天会四年正月初三，刚刚即位的钦宗皇帝得知金兵渡过黄河天险，立即下诏亲征。不料次日，他的艺术家父皇却以降香为名，急急忙忙地在童贯、蔡京、朱勔等人的护卫下，很不艺术地逃到了亳州。一时京城大乱，战、守、逃、迁（都）莫衷一是，军民抗金信心受到极大打击。但钦宗却没有乱了方寸。正月五日，他任命李纲等主战大臣为守御使，迅速稳住局面，并招募武勇，大治城守，实行戒严，对保卫首都做了细致的部署。初七日金兵开始攻城，被几次击退。

每当读史到此，我都深切地感受到，钦宗并不是同他父辈一样的软骨头，他青春的热血和我们的并没有什么两样。旧历史教科书上，以阶级划分的方法来定论他的软弱，他的抗金是被迫于人民的呼声，这实在是有欠公允的。

以后事实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。

钦宗和李纲们一面抗击金兵，诏令各道军兵勤王，一面派出使臣与金兵议和。这一议和，最为旧史家诟病。但我以为，从战争的实际看，这一策略的运用，其实是相当睿智的。当时金兵是只有6万人的东路军孤军深入，数量上汴京守军占优势，但数败之下，宋军畏敌如虎，谈金色变，朝廷决策层和将领的意见不一，难于协同。与其贸然一战，何如暂通和议，等待勤王？打是为了战，和同样也是为了更好的战，都是为了维护帝国统治的手段而已。

正月二十日以后，包括种师道、姚平仲所部的宋朝最精锐的军队在内，诸路勤王军陆续到达，数量上达到了20万。20万对6万，这应该是一场稳操胜券的“不对称战争”。议和的策略至此收到了明显的成效。钦宗赵桓充满了信心，笑容犹如阳光下盛绽的花儿。

但是，出人意料的是，他却失败了，败的让人无法接受，败的如此荒诞不经——犹如一个手持巨剑的彪形大汉，与一个拿着木棍的小野孩对阵，满以为会把对方轻松拿下，但一剑砍去，却忽然发现自己的手足并不那么听从指挥，自己握着的才真的是一柄柔细的树枝，他只有惊愕万分地看着对方的铁剑，蛇一样地刺入自己的胸膛！

这失败，让钦宗死难瞑目，却只有无言。

二月十一日，在签订了“城下之盟”后，金兵退去。种师道建议“以兵掩杀，临河邀之。”钦宗拒绝了他，旧史以为，丧失了大好时机。但我觉得，钦宗是清醒的，他已经看到了军队的高度腐败，将领的颟顸无能。在拒绝种师道建议的背后，他的心未必不在滴血。他在质问：李纲、姚平仲奋勇杀敌的时候，你老种经略相公和其他诸路军马为何在一旁看风凉？他在想：为了保全手臂，割肉饲虎吧！把这群豺狼送出京畿，整军经武，外线作战；他的眼前一定也闪过宋军战场上曾经的一幕幕：太监将军童贯率兵伐辽，意图收复燕云，竟然“乃降旗榜，称：王者之师有征无战，吊民伐罪于不得已而为之，如敢杀一人一骑，并从军法”（《三朝北盟汇编》），杀敌而从军法，真是亘古未有的奇怪战争；宋军统制刘延庆援救燕京未见一敌，惧而烧营狂奔，招致大败，“燕人作歌及赋以诮延庆，传笑虏中”；大将何灌率京都正规军出征去守黄河天险，士兵们好不容易爬上马背，紧抱马鞍，生怕一松手就掉了下来，金兵统帅在宋兵弃守而逃、渡过黄河后，仰天狂笑：“南朝可谓无人。若一将守此天险，我等焉能渡耶？” ……

果然，金兵退后，钦宗马上变脸，全面推翻了与金人屈辱的城下之盟，并采取一系列措施，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各方面，全面准备和加强对金作战：

1、罢免了主和派官僚，斩杀了败军之将；打破太祖“不杀士大夫”的禁令，流放、处斩了蔡京、童贯、朱勔等民愤极大的重臣；启用抗战派，奖赏作战有功人员；2、诏令各路整顿军事，选将练兵，广求善武人才，提高军力；劝民捐钱物以充军用；3、下诏和议中已割让的太原等三镇坚守待援，并以虎符起天下兵，重新调整军事部署，安排军事行动，寻求决战；4、打破宋王朝传统的限民拥兵政策，诏令动员人民战争，“其现任官能与乡里豪杰率众捍敌得守臣邑，大者宠以侯爵，次者援以节钺，或登用朝庭，世袭其地”，“忠臣孝子自当体国念家，人自为战。令下之日……便行清野，保守城邑。”（《三朝北盟汇编》）

尽管有些措置也未必允当，存在争议，比如：着眼于分化瓦解敌人内部的“蜡丸书”事件；着眼于广泛调动民众而反受愚弄的“郭京撒豆成兵”事件；着眼于“边打边谈，边谈边打”策略运用的“议和”之举。但是，“看人论事取其大者”，一个君王的抗战决心和勇气，一个青年的血性，不是鲜活得触手可及吗？

然而，百年积蔽，又岂是一朝可以挽回？无论多么好的战略部署、战术安排，都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战争机器来实施完成。满怀信心的钦宗看到的，却是当时拥有最发达经济、文化、最多数量、最尖端武器装备的宋军，一触即溃的闹剧：

宋朝名将种师中，“不设备，有轻金人之意……于是士皆怨愤，相与散去。师中为流矢所中死之。”著名主战派大臣李纲“气锐而轻敌，潜（解潜）却败，纲气遂挫，乃顿兵怀州不敢进……将士怨之。”；汴京城初被一门突破，“金人皆未下城，而劫掠者皆溃散军兵也”。“公卿士大夫皆布袍草履混迹尘世，虽贵戚之家，皆泥土满面不洗拭，衣衫絮纸被取类丐者。”（《传信录》）

百年来柔靡之风的吹拂，早已让帝国军民们血性蒸发、筋酥骨软。一只老虎带着的群羊，真的能与羚羊指挥下的狼群对决吗？

年轻的钦宗——他艺术家父亲的替罪羊，在惊心动魄中，被掳下了他坐了一年零四个月的皇帝宝座，在风雨侵凌中跋涉走向黄龙府。北宋王朝也犹如一粒残阳，从他瘦削的双肩上滚落下来，洒下一片悲情的血红。

“历代恢文偃武，四方晏粲无虞。奸臣招致北匈奴，边境年年侵侮。一旦金汤失守，万邦不救銮舆。我今父子在穹庐，壮士忠臣何处？”（赵桓·《西江月》）

1161年，钦宗的悲剧演出结束于五国城。野史记载他的最后一幕：被金人强迫与亡国的天祚帝耶律延禧等一起打马球，落马被践踏而死……

     四

“汉奸”一词在中国，可谓是令人读来口臭的。但我却总疑心许多人对“汉奸”，其实是有着很浓重的“臭豆腐”心理的——闻着臭，吃着香。不然“汉奸”何其多也？作家李零先生曾专门撰写《汉奸发生学》来研究这一社会文化现象，道是：“汉奸形象的定位，大概与宋以来的忠奸之辩有关。”被宋以后历代中原王朝正史记载为“伪齐皇帝”的刘豫，就是与徽、钦二帝同时代被“安置黄龙府”的汉奸皇帝——也是唯一的一个。

刘豫，字彦由，1073年出生于河北阜城。作为官宦子弟，他幼承庭训，受到了良好的正统教育。北宋末元符年间一举考中进士。其后平步青云，历任殿中侍御史、河北提刑等要职。可谓“世受皇恩，爵禄两显”。

刘豫很聪明，学术水平很是不低，绝对是同时代的高级知识分子——这一点和历代许多奸臣相像。成书于清乾隆四十年左右的韩国人李德懋所著的诗话《清脾录》中，有这样一段记载：“宋逆贼刘豫诗甚清和，诗出性情之语，或未可信耶？……今收录其杂诗二首于此：‘风荷柄柄弄清香，轻薄沙禽落又翔。红日转西渔艇散，一川山影暮天凉。’‘寒林烟重暝栖鸦，远寺疏钟送落霞。无限岭云遮不断，数声和月到山家。’”余且不论，仅从诗看，实在不坏，远比现在某些诗人无病呻吟的“喇叭诗”要好得多，在尚理趣的宋诗当中，也当是清新的意象小品。

然而，就是这个刘豫，居然做了汉奸，而且直做到了汉奸皇帝。——追寻他的“发生学”，既没有像伍子胥一样被本国皇帝老儿杀了全家，也没有汉将李陵的遭际，更没有吴三桂那样的“圆圆”、“方方”爱妾被抢，或者处于进退维谷，无法选择的境地。相反，他是在靖康元年金兵南下，弃职而逃，承高宗皇帝赦罪不问，并擢重用，应该感激涕零的情势下当了汉奸的，他的发生学究竟是什么呢？

其实，中国人尤其是传统官僚的文化人格，实际是一种极为脆弱的矛盾性存在。即：教化的理想人格、社会人格与自然人格、现实观照之间的严重矛盾和疏离。文化人格的矛盾裂变表现在形态上，就是精神心理上的僵化扭曲，以及行为的虚伪性和易于极端化。比如：“权力崇拜和追逐心理”、“既要做××，又要立牌坊”、“臭豆腐”心理等。所以，自古以来，能够把社会与自我的理想人格、现实人格和自然性情人格统一起来的人，才能成为圣贤英烈，成为承载民族精神的脊梁。

刘豫是北宋庙堂政要和方面大员，政治腐败必然使他有强烈的理想幻灭感。乱世大泽，龙蛇并起，也必然强烈刺激他建立个人功业、追逐个人利益的野心。于是，便扯下了遮羞布，吃上了“臭豆腐”。

建炎二年（1128年），刘豫被高宗赵构启用为知济南府事，不久，当金兵袭来时，他杀了抗金将领、《水浒传》中所谓五虎将之一的关胜后，投降。建炎四年（1130年）他贿赂金将达懒等，受金册封为“齐帝”，建都大名府，后迁汴京。即位时，“奉金正朔，称天会八年，且向金廷奉誓表，世修子礼。”（《辞海》《宋史》）

又一个“儿皇帝”诞生了！——要知道对于有奶的娘来说，是谁都能当上儿子的么？刘豫兴奋而又愤愤地想，在宋为臣，降金为君，时势造英雄，管他什么民族大义、国家兴亡、个人廉耻？许你赵构向金称侄，难道就不许我称子？你们骂我是汉奸，你们为何还赐封契丹降宋的马植（赵良嗣）……他感到自己才想的开，看得透。

但是，刘豫错了，错得十分致命。他没有琢磨透自古以来的帝王心术和权力心理：你是叛将，你既然能背叛你原来的主子，你也就能背叛我。你在辜恩背主的同时也就决定了你人格与道义的缺失。——用一块馍馍就能轻易招来的狗，永远比不得历尽艰苦而罗致的鹰更受主子的宠信和尊重。每个主子都希望把忠贞有用的人才收为己用，但永远不希望自己的手下仿效对方。所以，最聪明的投降方式是先打：打得你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，打出我自己的人格魅力、道义品质和能力素质来，打得你爱我没商量！至少，也要为旧主抚尸痛哭、披麻戴孝一番地做给新主子看，让他看出你的“人格底色”来。

可惜刘豫不懂这些，不懂得“大智知止”、“大奸似忠”的道理，（或者因为懂得太通透而懒得去做？）他连一点做秀都不要，赤裸裸直奔目的。比起他同时的汉奸们，道行可就差得远了：

——刘豫伪齐国的宰相张孝纯懂得这道理，他在太原城坚守一年多，与金兵鏖战杀毙无数，终因待援不至，城破被俘，金人“深为重之”，费尽心力劝降。不但给自己找了一个令人原谅同情的借口，更重要的是使自己在新主子面前获得了相对独立完整的人格。

——伪大楚皇帝张邦昌懂得这道理，金人册封以后，临朝不坐正殿，“称予不称朕”，请出了宋朝的老太后表面主持局面，既塞了众人之口，又为自己留足了回旋的余地；

——宋代最大奸臣秦桧懂得这道理，他在宋金交战初始阶段，始终是坚定的抗战派，特别在金人面前做慷慨激昂状、宁死不屈状，即让旧主子感到了忠诚不贰，又让欲投身的新主子感到卓荦不凡。曲折回环，终于攫得大权在握，近乎于威加四海了。

刘豫不懂，所以弄得旧主子切齿仇恨，新主子不屑一顾，“猪八戒照镜子”，整日里像狗一样摇尾乞怜，又被岳飞、韩世忠等多次打得大败。一条断了脊梁、毫无用处的癞皮狗，留着还有何用？

公元1137年（宋绍兴五年），刘豫作了八年傀儡皇帝之后，金朝废了他的伪齐藩封，“挞懒率兵继至，豫乞哀，挞懒责豫道：‘昔赵氏少帝出京，百姓燃顶炼臂，号泣盈余，今汝被废，并无一人垂怜！汝试自想：可为汴京主子么？’”

看来人类的精神世界毕竟是相通的，如同岳飞被金人尊为“岳爷爷”一样，刘豫也同样被金人所不齿。金代大学者元遗山《中州集》载有刘豫小传：“豫字彦由，阜城人，仕宋知济南府事。汴京下，立张邦昌为大楚皇帝。宋灭楚，更立彦由，国号齐，建元阜昌。八年废为蜀王，迁黄龙府，改封曹。”等等，鄙视之情，见于言辞；韩国人李德懋转记之为“宋逆贼刘豫……”——丢人竟然丢到了外国去了！

其实，那些背弃了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人，注定要为人类所不齿。——不管他是哪个国家和民族。

    五

他们都曾是皇帝，不管是真皇帝还是假皇帝；他们都在黄龙府的土地上留下了深深浅浅、长长短短的足迹，不管是黄龙府的幸运还是不幸。

透过黄龙府历史的烟尘，回望色彩斑驳的历史天空，他们不安的灵魂在我的眼里，仿佛都是一种痛苦反思的样子：当他们洗尽铅华，剥去一切伪饰，投入到黄龙府坦荡的怀抱中，他们的万千种迷幻之梦，是否已訇然而醒？当他们被剥去龙袍冠旒，成为一个平凡人、一个囚徒的时候，他们是否会寻找回自己赤裸的本真？

人生有涯而思也无涯。那一轮千年的唐宋之月，依然高悬在黄龙府的天空上。

      ----田成名